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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镜子语言所折射的人生百态

发布时间:2019-06-06 09:50:56 编辑: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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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活着的历史

语言是世间神奇的事物,它同祖先一样古老,它伴人类一起成长,它又像孩子一样充满了生机。

有人说汉语是世界上古老的语言,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没有一支民族语言不是古老的。自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从有了语言人类才成其为人类。古人类学家认为,很可能现今人类的祖先初生活在同一地带,不同肤色的种族不过是这一家族中出走的不同孩子们。即使不是这样,他们各自的语言也都是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当代一些学者推测,在15万年前人类就发展起初的语言。如是,可以认为语言是经历了几万个世代传到我们手中的遗产。其后文字的产生,也很难说其他民族只有较短的历史。只能说在目前可考的、系统发展的文字中,汉语属早之列。

一切往昔的历史都已死寂,无论是深藏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发掘的遗址,还是陈列在博物馆等待历史学家解说的器物,都已没有了“生命”。而伴随着每一世代,走过了每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却依然生息着。语言就是历史的积淀。几乎可以从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名称中探寻到一段故事。

比如,尽管众多古城美丽的城墙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人们仍可以从“国”字中得知古时候的京城都市少不了那道四围环绕的高墙。尽管电灯已普及,“盏”字仍然告诉我们,在“灯”的历史长河中,“电”只是晚近的事情。

“财”、“资”、“贵”、“贱”、“贩”、“贷”、“赠”……与金钱发生关系的这些文字通通带有“贝”的偏旁,揭示出了中国远古交易中的媒介物--贝壳。“钱”字又告诉我们金属币继之而起。正如《说文解字》所说:“至秦废贝行钱。”

书为什么要以“卷”“册”为单位?那是因为在造纸术发明之前,竹简是文章的载体,而竹简总是一卷卷地存放着。“册”更以其造形象征了片片相连的竹简。所谓“刀笔”、“刀笔吏”是在提示我们,当初人们是以刀为笔,以竹作纸。那么“纸(紙)”又为什么要有一个“糹”旁呢?史书记载在蔡伦发明树木麻头造纸的技术之前,中国人已经在使用丝絮书写了。

斩首要用刀斧,而为什么“斩”字含“车”呢?《说文解字》告诉我们,“斩以车斤,斩法车裂也”。可见后来以刀斧斩首的刑法曾代表着人道和进步,在其之前盛行的是车马分尸。

英语的pen(笔)源于拉丁文的penna(意为羽毛),语源学的这种探究使我们记忆起西方人初使用的鹅毛笔。罗马帝国卓越的筑路术和其贵族享受的“妇人醇酒”文化一定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中可以找到strata(大街)与via(石板路)的痕迹。德语中有关造酒的词汇几乎全是源于拉丁文,wein(葡萄酒)出于拉丁文的vinum,kelter(酿酒压榨器)出于拉丁文的calcatura,等等。英语初学者困惑不解为什么看不到猪(pig)、牛(cow)、羊(sheep)与猪肉(pork)、牛肉(beef)、羊肉(mutton)的关系。其实早先并非如此,是因1066年的诺曼入侵者法国人使得英国的贵族全面效仿他们,于是这些说法语的英国贵族称pig为pork,cow为beef,sheep为mutton,但下层的饲养家畜的农民语言依旧,于是久而久之饮食文化与生产文化在用词上出现了断裂。

的确,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事件、突破、变迁,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科技的,都在语言上留下了痕迹。正如语言学家布莱特(ight)所说,语言和社会在共变。又如帕默尔所说:“语音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就这样联系在一起,相互提供证据和相互说明。”(帕默尔,1936:122)语言学上说不清的问题要从历史中寻求解答,历史学中陷入迷津的疑点又要求教于语言学。这样,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们,便将史册、文物与语言的研究结合到一起。

语言,一个民族活的历史,以它独具的性质帮助人们认识逝去的历史。

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

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小的气力表达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愚蠢的表达者,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啰里啰唆”的民族。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或同一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帕默尔,1936:139)从不同民族的语言特征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差异。

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千百种描写“雪”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有千百种描写“骆驼”的词汇,蒙古人有则在马匹、牛羊的描述上大费心机。这是因为“雪”对爱斯基摩人性命攸关,而畜牧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生存方式。因此各种形状的雪,各种年龄、品性的牲畜都得以命名。而对当今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雪”、“骆驼”、“马”、“牛”、“羊”各用一个词来表达已足够应付,偶尔需要描绘雪的具体形态、骆驼的具体种类时,可临时组合成一个较为啰唆的词组。虽然中国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关于“马”的词汇,《诗经.鲁颂》的一首诗里提到十几种马的名称:骊、骓、骍、骐、雒、骃等等。但用进废退,在今天用的语言中仅留下“驹”、“驷”等少数几个字作为“马文化”的“遗迹”。虽然语言是历史的沉积,但它更直接关照的是今人的生活。某语言学家估计,语言的基本词汇每过一千年就要丧失19%。如果说生活在“雪文化”、“骆驼文化”、“马文化”中的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各自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丰富词汇,那么陶醉在“酒文化”、“茶文化”中的法国人、日本人也另有成就。法国的小孩能说出多种酒的种类和名称,日本茶道中有无数专门的用语和词汇。

语言特征还可反映出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日语中的“敬语”给一切接触过日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大致由尊敬语、自谦语、敬体三部分组成。它须因谈话对象及场景的不同而产生复杂微妙的变化。不仅外籍人说日语时每每因礼数不周令人侧目,就是日本人自己有时也颇伤脑筋。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说:“如果对方是教师、医生,可以用‘先生’这个词,如果对方是先生的母亲就很难办,不能称‘先生’称‘あなたさま’(你)又感到不合适,只好以‘わぬさまは’(妈妈)敷衍一下。这时候真让人伤脑筋。恐怕唯独日本人才会有这种烦恼,其他国家的人不会有这种伤脑筋的事。”(金田一春彦,1980:196)其实东亚其他国家对这种语言并不生疏,不过它们现在对礼数的社会要求已相对松弛了一些。“敬语”的流行正与社会中重身份、重等级相适应,它是传统社会缺乏平等的遗物。对此日本的有识之士有深刻的认识。1952年日本的国语审查会议通过了《今后的敬语》,指出:“不要照搬旧时代发展起的敬语……尽可能平易简朴”,“女性和服务人员要提高觉悟和正确理解服务精神,不可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事实上敬语的趋势是在走向简化。

西方语言中没有这么多的“尊重和自谦”的表示法,正与其社会中更普及的公民平等意识相符合,而这一切又是因为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早已被涤荡干净了。中世纪的西欧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如我们前面所说,在英国,贵族和平民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称谓“猪、牛、羊”。文化上的这种贵贱之分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以平民拥护者的大革命和勃然兴起的中产阶级文化。

革命把平民推上了历史舞台。在大革命中贵族的地位动摇了。他们曾使用并统治着社会生活的语言也被平民朴素、“粗俗”(绝无敬语可言)的语言取代。甚至贵族为了拉拢平民也不得不效仿他们的语言。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中说:“为了把平民抢到手,贵族阶级毫不客气地放弃宫廷语言而采用菜市场上的大娘们的语言。”“为了争取读者,人们就用菜市场上的风格来写文章;为了吸引读者,人人乞助于刺激性的、夸张的、滑稽的、世俗的、秽亵的、可怕的标题。”(拉法格1936:36,37)语言本身有着极大的顽固性,如果没有革命带来的语言上的大扫荡,很难理解为什么具有更深厚封建传统的欧洲,语言上竟比日本更平等。

对贵族语言的另一冲击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在老贵族们的眼中,中产阶级是缺乏修养、粗俗不堪的暴发户。而这些暴发户将钱袋装满后又急于文饰自己的形象,首先是其拥有足够闲暇的夫人们。中产阶级的读者群(数量上)与勃然兴起的近代印刷业一同,呼唤着代商业化的文学家。这些文学家一方面要迎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口味,不可太贵族化,另一方面又以小说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习俗上的粗陋。遂产生了一种介于贵族与平民间的新的语言风格--在重视文明礼貌(这是中产阶级暴发户学习文化的初旨)的同时,保持朴实平易。

其实一个世纪以前广泛流行的汉语也是讲身份重礼节的(非仅指读书人)。但因其后不断的革命运动中缺少一个追求新文化的强有力的阶层,遂使我们语言的大众化竟是以扔掉文明礼仪作为代价,对此我们在后面会谈到。

不同民族语言上的种种特征,其语言对某种特殊事物--雪、骆驼、马、身份、礼节等的关注,其实都是其生活、历史及心理特点的真实写照。

“吃了吗”——民以食为天

“吃了吗”--这是中国文化中使用率的打招呼用语,没有一个国人对其感到生疏。只有在你不招而至地闯到一个人的饭桌前,“吃了吗”才意味着真实的问询,在一般场合它像英语中的“howareyou”(你好)、“goodmorning”(早晨好)一样是泛泛的问候。

再没有一个民族的问候词像汉语中的“吃了吗”这样粗俗,也再没有一种问候词像“吃了吗”这样亲热。为什么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选择了这样粗俗的问候语?为什么朋友见面既不亲吻也不拥抱、甚至握手不过是晚近才学会、素来不喜亲昵只以作揖为礼的民族,竟选择了直射对方某项生理活动(吃饭)的词汇作为问候语?在字面上你是找不到答案的。但如果打开卷帙浩繁的史书,跋涉到边远穷困的农村,或是有一定年纪的人调动一下自己在中国社会中三五十年的人生体验,这个问候词的含义便昭然若揭了。

中国历史上固然有“贞观之治”时“路不拾遗”的美传,但一治一乱,吃不上饭的日子时时来临。天灾、人祸、饥馑频繁地袭击着勤劳的中国人。据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统计,从公元初至19世纪我国本部18个省中,水灾658次,旱灾1013次。据社会学家陈达统计,自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两千余年间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据邓云特统计,三千年间中国发生的大灾荒达5258次(邓云特,1937:50,51)。饥馑、流民、饿死、“人相食”,更是史不绝书:“二年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汉书.高帝纪》);“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汉书.王莽传》);“永和二年夏,旱,雒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汉书.同畅传》);“景明二年,大饥,死民二十万余口”(《晋书》);“延昌二年二月六镇大饥,饥民死者数万口”(《北史.魏文帝本纪》)。以上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几例。据统计,西汉末年死于饥饿者有2000余万,自清嘉庆年间到光绪时的70年间死于饥饿者达6000万!民国9~25年(1920~1936年)死于饥饿者有1800万余人(邓云特,1937:141~143)。这是何等悲惨的情景啊!然而饥饿岂止仅仅威胁着古代中国人,近现代的国人也未能幸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1961年或虽经历过却已好了伤疤忘了疼,且读读以下文学作品中的描写:

(沟里找到)一根黄萝卜,祖宗有灵啊!……盆子毕竟有盆子的优越性,可以让人把饭舔得一干二净。罐头筒是没法舔的,这真是个遗憾!……劳改农场是没有老鼠的--那里没有东西给它吃,它自己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

--《绿化树》

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也轻轻跳着。他一下子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放进嘴里,腮上立即显出筋络。……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的一声咽下去,喉结慢慢移下去,眼睛里有了泪花。

--《棋王》

据说中国当代作家对于饥饿的描写在世界文坛上处于地位,笔者对此不觉惊异。如果我们想到从古至今饥饿始终纠缠着中国人,就会理解轻轻地道一声“吃了吗”中所包含的力量。它是同情,是“相濡以沫”,是对对方生存的关怀。

吃饱了饭已属幸运,但却颇为艰辛。可以说至今中国人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劳作花在“奔饭”上面,为“饭食”而奔忙。有数字为证,《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指出,我国城市居民年收入916元,支出884元,其中花费在食品上473元;各地农民平均收入463元,支出398元,其中用于食品220元。“吃食”上的支出占了收入的一半,其他各项开支:住房、水电、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加在一起仅占收入小一半。可见主要时间、精力仍在忙吃食。透过一句“吃了吗”可以体味到对你一天劳作成果的关照,竟如同询问庄稼打得怎样一样庄重,如果竟已吃毕,实在是完成了一桩大事,可庆可贺。

辛勤换得的吃食,中国人在有滋有味地享受着。如同《棋王》中所说“他对吃是虔诚的”,中国人以食为天。如同语言既是中国人的交流工具又是其审美媒介物一样,“吃”,不仅是其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成了一项审美活动。一个常常陷入饥馑的民族,在“吃”中投入了巨大的智慧,从而创造了全人类复杂高超、丰富多彩的烹调术,实在是一番感天动地的情景。圣人孔子已为人楷模地宣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今天已达到小康水平的老百姓大多讲究一点“色、香、味”--这些不是十足的美学词汇吗?常见的烹调法有:烧、烤、煮、蒸、煎、炒、烹、炸、烩、爆、溜、氽、扒、炖、酥、焖、拌、煨、扣、糟、涮,竟比安身立命的十八般武艺还要繁杂精细。贵族和美食家们就更不待言了,一道满汉全席要献上108道菜肴!

与中国社会一乱一治正相对照的是饥馑与的车轮循环。每当饥荒度过,风水轮重又光照之时,便吃喝之风骤起,仿佛非要在心理上补偿昨日的寒酸不可。日常请客没有七八个菜简直不成体统,与美国人请客一人一菜构成鲜明的对照。风调雨顺之年,新春佳节之际,走进村里你会听到人们酒足饭饱后见面互问“吃过了吗”时是那样的满足,仿佛刚刚享受了一只全羊,干掉了整整一头猪。“吃”的问候在此时仍然是那么恰当。语言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一个初始极富感召力的词汇在亿万次的使用中会逐渐钝化,失去其生动性。直到人们在使用时早已淡忘了其“潜台词”,只是下意识地将这一用语看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主动这样问候别人与欣然接受别人这样的问候。只有在深入的分析中人们才感到习惯用语同人们的生活绝不是漠不相关,至少曾经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吃了吗”作为招呼用语似乎有衰微的趋势。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吃在其中的意义变小了,还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种问候语的粗俗了?我以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居住格局的变迁。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人们在其中多同熟人交往,向熟人打招呼。“吃了吗”--这种深切的关照也适宜向熟人发出。因而在楼区的新居民中这种辞令自然少了,可是在四合院中它还是流行的,在农村则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对语言习惯构成冲击的往往还不是观念,而是社会环境,环境造就了语言,也改变着语言。

“哥儿们”——关系之

上节我们是从“哥”(兄)与brother说起的,这节则要从“哥儿们”说起。凡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都知道“哥儿们”不是“哥哥”。“哥”是一种血亲关系,“哥儿们”则是非血亲的、特殊化的朋友。既是属于朋友关系为什么要冠以“哥”字,为什么朋友间要“称兄道弟”?这是因为“兄弟”关系对生活在亲属络中的中国人是极为重要的,将朋友比附为“兄弟”可以缩小双方感情上的距离,使关系大大超越一般朋友。如我们上节所述,中国人生活在繁复的家族关系中,他承担和享受着种种不同的义务和权利,比如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哺养。而在他青壮年之际,在这众多关系中,能与他携手并肩参与生存竞争的非兄弟莫属,因此有“兄弟如手足”之说。在“血缘与宗族”的大学校培养出的人走入了社会后,自然要效仿和搬用宗族社会中的习俗和规律。于是在“哥哥”不够用的地方,“哥儿们”产生了。所不同的是“哥哥”是父母带来的,“哥儿们”却要自己寻求。

“哥儿们”现象是宗族社会中的价值观在宗族之外的体现,是古已有之的。几部古典小说中均留下了“哥儿们”的印记。《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是典型的事例。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寻找大哥刘备拒绝了曹操的高官厚禄千里走单骑,成为千古美谈;而刘备在痛失关张后,为复仇心驱使一意孤行,使蜀国形势急转直下,却很少为人谴责。从关羽被尊奉为“关帝”,更可以看出社会和民众在道德上对“忠信”的推崇。何为忠信呢?正如孔夫子两千多年前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在另一部古典名著《水浒》中,“哥儿们”义气更是至高的信条。此书英译本的名字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倒是更反映小说中主人公们的道德信仰。梁山泊一百零八人结拜的关系就是“哥儿们”,虽然不能不说反贪官是他们聚义的出发点,但哥儿们义气却是维系这个团体维系的纽带。“哥儿们”在中国社会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在《西游记》中也到处可以听到八戒“猴哥、猴哥”的叫喊。只了解家族和宗法,不了解“哥儿们”,至多只是认识了中国式人际关系的一半。

兄弟是靠血统系结在一起的,虽然“哥儿们”是被相互间自愿承担的义务(与兄弟近似)系结起来的,但受血缘关系熏陶长大的人们总觉得哥儿们间缺少那种浓于水的血缘的纽带,非找到一点替代物才行。于是种种仪式被发明出来,磕头拜把子、歃血为盟、交换金兰谱、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都体现出这种用心。今天随着社会上其他组织系统的发达,人们不再像刘关张和梁山一百单八将那样企图拜把子夺天下、反朝廷,也不像青红帮、山大王那样想称霸一方,因此相互间负有极强义务感的战斗堡垒式的“哥儿们”关系已较为罕见,而那套仪式也基本不复存在。但在现实社会的利益分割中,人们利用各自内心中没有根绝的“哥儿们价值观”,仍然努力建立互助互利、彼此负有一定感情义务、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哥儿们关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皇权、宗族势力、帮派关系是支配社会生活的三支主要力量。大一统的皇权虽然是至高的,但因其行政手段的有限,直接支配的往往只是官场、官学、官商,无力“一竿子到底”操纵基层的社会生活。在皇权较少进入的底层乡土社会中,宗族、家族的势力支配着社会生活。而在宗族盘踞的“乡土”之外,在都市、州府、县镇、码头、交通络等皇权不直接干预的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个“江湖”。支配江湖的完全是哥儿们结成的帮派。因为这三支力量各辖其所,因此其余两者虽受皇权制约,但冲突不大,三者并存于中国历史之始终。1949年的革命把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结合起来,统治深入到了基层,覆盖了一切领域。家族、宗教势力被政权极大地制约着,江湖几乎被灭绝,“哥儿们”关系淡化到了点。然而“文革”结束了“新大一统”的全盛期,首先瓦解的是意识形态,人们不再相信大家都是同志关系,不再相信虚饰的平等,不再甘心扮演“驯服工具”的角色。他们开始挖空心思地建立互利的朋友络,人际关系再次趋向多元化。“关系学”复活了,且以水银泻地之势迅猛地渗透到一切领域中。今天,“哥儿们”一词获得了其前所未有的“高频率”,没有哪个社会阶层的人不知道“哥儿们”在今天社会中的分量。甚至像“铁哥儿们”、“掰了”这些相关的俚语都作为戏谑语进入了社会主流语言中。

哥儿们关系与家族主义是以一种共同道德观为基础的,即社会学家们所习称的“人格化”道德,也即一种标准因人而异的道德。与此对应的是所谓“非人格化”的道德,即一种不因对方是谁而转移的固定道德标准。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早提出的,韦伯还明确地指出“人格化”道德是现代化的障碍,他说:“人格化的道德无疑对于非人格化的理性是个障碍,它趋向于不断把个人与亲属结合在一起,在任何场合中,对‘某人’代替了对职能的工作。”(ber,1915:237)以后帕森斯(rsons)发展了韦伯的“人格化”与“非人格化”道德,提出了“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区分。前者依特殊的标准(亲属、朋友、熟人、某种爱好)来判定价值,决定行为;而后者依一般的标准(如金钱、考试分数)来判定。(ParsonsShils,1951:82)家族主义和哥儿们关系显然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人们日益感到“特殊主义”对于一种便利的公共社会生活的阻碍和干扰,但同时又感到消除它的艰难。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消除“哥儿们”关系呢?难道完全生活在一种同志或公民的关系中,完全生活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原则(如金钱、分数)中就会愉快吗?恐怕一个理想社会并不要铲除“特殊主义”,只是要调节好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适当比例,并在社会生活中使必要的普遍主义原则制度化。我们并不否认韦伯的理论,但当代一些民族的实践无疑对之发出了挑战。日本的企业酷似一种家族,维系其成员的是一种感情的、互利的、排外的纽带,然而这一特征并未妨碍它获得极高的效率。这一事实应使我们避免简单、肤浅地看待传统价值观的风气。在作出适当的调整和限定后,谁能说哥儿们关系对社会发展不会是一种动力资源呢?

“新鲜”——保守社会中的咒词

衣,整齐划一成了社会的基本要求。与别人不一样--往往成为一种贬义,一种不光彩,同时它往往也意味着与传统习俗的背离。这样的人在实践中是要倒霉的,且因为打破了社会的常规和宁静,往往首先遭到周围人的抨击。“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是一般性的告诫,而是带有无数惨痛教训的经验之谈。与憎恶“新鲜”相应,传统社会面向过去。村里的长者受人尊重是因为他知道的“故事”多,朝中的老臣受敬仰是因为他知道的“掌故”多,诗词歌赋中的一项审美标准是“典故”用得好。孔子讲治学,首先强调“温故”;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是讲越老越高明,越与传统融为一体,在传统之内越从心所欲。

与传统社会相反,现代社会是个急速变迁的社会。社会不断走入新境,面临新的挑战。靠复制过去指引现今已不可能,人们只好依赖于创新。在这种适应中人们形成了新的美学态度:“没见过”的东西不再拒斥,“少见”的事物成了稀罕物,“新鲜”不再被等同于“嫩”、“幼稚”、错误,而被看作朝气、希望、创造力。当人们在审美意识上完成了这种转变后,“新”不再令人侧目,相反不管其实际价值如何,“新”本身就成了入场券,成了自我推销的广告,具有了吸引人的魅力。时装中的新款式,文学中的新潮,学术中的新观点,时局的新对策--这一切正与古典的博学相对立,一句话,“新鲜”成了香饽饽。

社会学家杜尔凯姆(rkheim1858~1917)早分析了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这种差异。他说,传统社会是同质的社会,靠着“机械纽带”来维系。特别是在典型的初民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方式,遵循同样的习俗,持有同样的信仰。正因为如此,成员们才能意识到他们是一伙人,而不离心。是“相似性”把成员们凝固在一起。因此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人们尊重信仰及各种大小传统、习俗上的一致性。任何“新鲜”的因子都被视为原有“同质”和“一致性”的潜在破坏力,因而是对该团体生存的一种威胁。而在近代社会中分工发展了,社会成员们从事形形色色的工作,因而大家在意识上、信仰上、习俗上的差别也日益增大,但是人们没有从社会中脱离,是因为“古代共同意识的功能渐渐由分工代替了”,因为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人。这是一个“异质的”、多元的社会,一个靠“有机纽带”维系的社会。它的维系方式和已有的多样性使它不惧怕“新鲜”因子的打入,而敢于容纳和接受它们。

在当代社会中,对“新鲜”事物态度上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大都市与中小城镇及乡村的对比上。俗话说:小庙装不了大菩萨。其实小庙更容不了怪罗汉,像济公那样的怪才在小庙里是找不到位置的。从功能上说,农村和小镇劳动分工水平低,怪才在那里派不上用场。从心理上说,农村人适应了单一的特征,少见多怪,接受不了异端。与之相反,大都市是高度分工的社会,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怪杰歪才;在心理上,他们亦是见多不怪,可以承受甚至好奇和追求更多的新鲜事。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k,1864~1944)对城乡间,小地方与大都市间的这种差别作过透彻的分析,他说:

大城市之所以有吸引人口的地方,部分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在大城市的生活环境中找到一个适合的道德气候,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在小型社区中,容易发迹和成功的人是那些符合规范的人,那些既无怪癖又无特殊才干的人。而城市不然,城市索性鼓励孤僻,无论是罪犯、侦探,还是天才,都不可能在小型社区中找到他们在大城市中可以遇到的那种施展自己本领的机会。……在城市中,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可以各得其所,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他们的气质和天才总会得到一个机会去开花结果。(R·帕克,1968:42,43)

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城市中,“新鲜”已成为了一种价值追求。在口语中充当讽刺语的“新鲜”越来越失去其字面的意思,仅仅作为讽刺的符号了。在社会变迁中,语言在更多的场合中是“滞后”的。唯其如此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聆听时代的足音,观察历史的变迁。

(文化责编:赵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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